孙明海拿到华贸东南公司后，对我提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的要求，如华贸东南公司在东南贸易集团投资的7500万股权，因为债权人起诉被几家法院冻结，他们要求我必须摆平使法院解冻；又如，孙明海从华贸东南公司购置的一部奥迪汽车，因年检出了问题要求退货，结果由东南贸易集团出资收回，移交后孙明海想要回这部车，却又不想向东南贸易集团付款；再比如他多次的住房公益金账面为负数的问题，原来公司账上有900多万元住房公益金，后来2000多万公房房改出售后按规定用公益金来冲抵，所以账面住房公益金成为负数。
这些我对他做了多次耐心细致的解释，并表示如发现交接中发现我们确有不规范之处，一定公事公办，立即予以纠正。
孙明海接收华贸东南公司后，联合几名下岗辞退职工整我的黑材料。
孙明海曾在临江市委机关工作过，认识一些领导。
我们和他在交接程序上发生矛盾后，孙明海曾十分狂妄、失礼地说：&ldo;中央管不了临江，你只要在临江混，就得听临江的。
&rdo;这意思是必须听他的。
他的一名部下在办理交接手续时，曾经跟公司总会计师姚丽吹嘘说：&ldo;我们孙总过去是市委工作的，现在市里领导不少过去是他的同事和部下，特别是他岳父是市委党校副校长，临江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他的学生，在临江没有他搞不定的。
&rdo;我们一直认为临江是一个法制环境比较规范的地方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对他的无理要求和威胁，我们没有加以理会。
孙明海这样做，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，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吗？孙明海与我过去是朋友，现在如此卖力地告我，引起了我的怀疑。
据最近我们委托律师调查，他的信达公司是1991年成立的，股东单位北京中农信公司早已撤消，所谓挂靠临江市社科院也是假的，实际上是他的私人企业。
信达公司从未进行过国有产权登记，上报财政部的国有产权登记证，是为了蒙骗我方和国家有关部门，在临江市国资委临时办理的。
现在看来，孙明海是通过其妻子在临江市国资委任处长的职务便利，通过非法手段骗取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文，没花一分钱，就接收了东南公司这样一个15亿元总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。
这就理解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，欲置我和东南贸易集团于死地。
他这样做，绝不是因为在交接程序上输了一着意图挽回面子，而是尖锐的利益冲突，是一场公与私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三、相信检察机关定能秉公办案，不会成为某人谋取不当利益和发泄私愤的工具。
检察机关对我和公司展开大规模调查后，一时谣言四起，已经给我本人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。
我们在江苏南京有一笔欠款纠纷案，经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，本来4月份可以拿到抵押的房屋产权证，因为你们派人去取证的情况被泄露出去，现在被执行人出现反悔，拖延办理有关手续；万豪花园工程正进入紧张施工阶段，因工程负责人陈昌基被刑拘，一度工程建设被迫停工，至今尚未恢复正常；孙明海和华贸东南公司几名被辞退职工，更是到处散播谣言，向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领导写信，说临江市某领导已有批示，马上要把我抓起来，贷款再不收就收不回来了。
同时，办案人员找了公司一批领导和中层干部谈话，为我们这个案子现在你们刑拘了三人，对公司职工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。
公司副总裁钱文韬被刑拘，其母亲闻讯当场晕倒，家属曾多次找公司领导哭诉。
公司现在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。
孙明海和他的手下到处吹嘘，办案人员手中有领导批示，手上有尚方宝剑，奉命行事，即使搞错了也不怕；领导干部没一个是干净的，先把他身边的人抓起来，不信搞不到我犯罪的证据。
如果是这种办案方式，则与我们熟悉的司法机关办案重事实、重证据的做法绝然不同，这使我十分担心。
我确信有某位市领导对此案做了批示，要求检察机关从严查处，但我同样相信没有哪一位领导敢于明确批示下面违法办案。
记得大约是去年5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检察长会议，座谈检察机关如何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，当时我刚好旁听了这个会。
大家一致意见是，国企改革错综复杂，触及各方面利益，对改革者的举报有真有假，在依法办案时，要把对企业领导和企业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，采取强制措施尤其需要慎重。
我个人认为，任何经济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，只有不敢查的问题，没有查不出的问题。
检察机关既然已经对我展开侦查，我坚信办案人员一定能够秉公执法，重视证据，尊重事实，不会成为孙明海谋取个人利益和发泄私愤的工具。
我要强调的是，我提出这些担心，丝毫不意味着我要跟办案人员过不去，今天到这里来也不是讨一个说法。
相反，作为一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，我清楚地了解，一是目前我国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问题，法律对的保护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；二是我知道每年都有不少因办案人员立功心切造成的冤假错案，甚至发生极个别公报私仇、司法的个案，慑于这一残酷事实，我不会拿鸡蛋碰石头。
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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