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起来，他们三人对我感兴趣好像有三个理由。
第一个是我是雷蒙德&iddot;卡佛的译者，是将他的作品介绍到日本的人。
他们三人分别是雷蒙德&iddot;卡佛的代理人、出版社代表、责任编辑。
我想这绝非偶然，或许是已故的雷蒙德&iddot;卡佛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‐‐当时他去世才不过四五年。
第二个是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在日本卖了近两百万部（套），在美国也成了话题。
即便在美国，两百万册对于文艺作品来说也是相当庞大的数字。
拜其所赐，我的名字也多少为业界知晓。
《挪威的森林》说来就成了寒暄时的名片代用品一般。
第三个是我已经开始在美国慢慢发表作品，作为一个新来者，&ldo;潜力&rdo;得到了青睐。
尤其是《纽约客》杂志对我高度评价一事，我觉得影响巨大。
继威廉&iddot;肖恩之后担任主编的&ldo;传奇编辑人&rdo;罗伯特&iddot;哥特列波不知何故似乎也对我颇为中意，亲自领着我参观公司的角角落落，这对我来说也是美好的回忆。
直接负责我作品的责任编辑琳达&iddot;亚瑟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女子，和我莫名地意气相投。
虽然很久以前她就辞去了《纽约客》的工作，但我们至今仍交往甚密。
回想起来，我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或许就是由《纽约客》培养出来的。
从结果来看，我与这三位出版人（宾奇、梅塔、菲斯克琼）的合作，是事情得以顺利运作的重要因素。
他们都是精明强干、热情洋溢的人，拥有广泛的人脉，在业界有确凿无疑的影响力。
还有克诺夫的知名设计师奇普&iddot;基德，也从《象的消失》直到最新的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》，为我所有的书担任装帧设计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
甚至还有人就是为了欣赏他的书籍装帧，等待着我的新作问世。
受惠于这样的人才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恐怕是我从一开始就刻意将自己是&ldo;日本作家&rdo;的事束之高阁，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。
我自己寻觅译者，委托他们翻译，再亲自核对译文，然后将译成英文的稿件拿给代理，请她卖给出版社。
如此一来，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，都能按照对待美国作家的态度来对待我。
也就是说，我不再是一个用外语写小说的外国作家，而是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，按照和他们相同的规则去竞技。
我首先稳稳当当地设定了这样一个体系。
决定这么做，是因为与宾奇第一次见面时，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：&ldo;我无法受理不能用英语阅读的作品。
&rdo;她要自己阅读作品，判断其价值，然后再开始工作。
自己阅读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里，也无法开启工作。
作为一个代理，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
所以我决定先准备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译本。
日本和欧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说这样的话：&ldo;美国的出版社奉行商业主义，只关注销售业绩，不愿勤勤恳恳地培养作家。
&rdo;虽然还说不上是反美情绪，却让人屡屡感受到对美式商业模式的反感（或缺乏好感）。
的确，如果声称美国出版业根本没有这种情况，那当然是说谎。
我就遇到过好几位美国作家，他们都抱怨说：&ldo;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，书卖得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，一旦卖不动了就冷若冰霜。
&rdo;确实有这一面，但也并非只有这一面。
我曾多次亲眼目睹过代理和出版社不计眼前得失，对称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倾注全力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编辑个人的好恶和激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依我看，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致相同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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