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写小说，总而言之就得阅读许多的书。
同样的道理，要写人物，就得了解大量的人。
我觉得这么说也全然无碍。
虽说是&ldo;了解&rdo;，但也不必彻底理解和通晓对方。
只须瞟上一眼那人的外貌和言行特征就足够了。
只不过无论是自己喜欢的人，还是不太喜欢的人，老实说甚至是讨厌的人，都要乐于观察，尽量不要挑肥拣瘦。
因为把登场人物一律都搞成自己喜欢的、感兴趣的或是容易理解的人物，用长远的观点去看，那部小说就会变成缺乏广度的东西。
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，这些人物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，彼此冲突碰撞，事态才会出现变动，故事才能向前推进。
所以，哪怕一见之下，心想&ldo;我可不待见这家伙&rdo;，我也不会背过脸去，而是将&ldo;哪里不顺眼&rdo;&ldo;怎样不讨人喜欢&rdo;这些要点留在脑海里。
很久以前‐‐我记得是在三十五岁前后‐‐曾经有人对我说：&ldo;你的小说里不会出现坏人啊。
&rdo;（后来我才知道，库尔特&iddot;冯内古特的父亲临终前也对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
）被他这么一说，我便思忖：&ldo;细想一下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
&rdo;自那以来，便有意识地让一些反面角色在小说里登场。
与其说我当时将心思放在让小说跌宕起伏上，不如说是放在构筑自己私人的（相比之下是和谐的）世界上。
必须先确立这种属于自己的安定的世界，当作与粗野的现实世界相抗衡的避难所。
然而随着年龄不断增加‐‐不妨说是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）不断成熟，尽管进展缓慢，但我渐渐能在故事里安置负面的或者说不那么和谐的角色了。
要问是怎么做到的，首先是因为我的小说世界已基本成形，可以将就着工作了，及至下一步，把这个世界拓展得更广更深、更具活力便成了重大课题。
为此就必须让出场的人物富于多样性，让人物的行动有更大的振幅。
我越发强烈地感到有这种必要。
再加上我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历过（不得不经历）种种事情。
三十岁时姑且成了一位职业小说家，也变成了公众人物，于是不管乐意不乐意，都得承受迎面扑来的强烈风压。
我绝非热衷抛头露面的性格，但有时会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前去。
时不时也得干一些本不想干的事情，还遭到过亲近之人的背叛，为此心灰意冷。
既有人为了利用我，大说特说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，也有人毫无意义地（我只能认为是这样）对我破口大骂。
还曾被人家真真假假地说三道四。
此外还遭遇过种种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每当遭遇这种负面事件，我就留心观察相关人物的言行举止。
既然苦头是非吃不可了，索性从中淘取些貌似有用的东西‐‐其实就是&ldo;不管怎样，总得保住老本&rdo;啦。
当时难免会心中受伤、情绪低落，但如今想来，这样的经历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也算是充满营养的东西。
自然，美妙而愉快的经历肯定也有不少，但相比之下，记忆犹新的却净是负面的事情。
与回忆起来让人愉悦的事情相比，倒常常想起那些不愿回忆的事。
总而言之，不妨说从这样的事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。
回头想想，我喜欢的小说，似乎以出现很多饶有趣味的配角的居多。
在这层意义上，首先啪的一下浮上脑际的，要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魔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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