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渡：
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找不到生活意义的痛苦。
我也有过这种时候，那时还发誓：宁愿痛苦，也要清醒，不要麻木不仁。
你觉得当时进政府机关是实现你人生意义的一种正确途径吗？
王跃文：
当然。
我相信古人有句话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所以一进机关，我就从每件小事做起，把扫地当作扫天下一样认真去做，一点一滴，小心谨慎。
从打开水、扫办公室，到写材料，每一件事仿佛都是在扫天下。
我工作得特别来劲，也很快得到了器重。
《论语》中说的君子四道：行己恭，事上敬，养民惠，使民义。
我是确确实实每日用它来当作反省自己的标杆，年纪轻轻，已好像一个老夫子了。
我的名声一下子传了出去，年轻有才，快笔，老成。
所以，在小地方的政府机关里，我的仕途走得很顺。
我初入仕途，惟一同别人不协调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种黑色的人造革皮包，而是背着个黄书包。
那都是跟电视剧《星星》里的李向南学的。
办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说我，不像个干部，像中学生。
我坚持背了一年黄书包，后来妥协了，也跟人一样，改提黑色人造革包了。
我现在经常想起，二十年前，溆水河边，一个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包，昂首挺胸，走过街巷，去县政府上班，真是有些傻！
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指责，说我是官场失意了，才写小说。
似乎是说我吃不到葡萄，就讲葡萄酸。
真是太小看我了。
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说扯上关系，也应该颠倒过来。
我是因为写小说而同官场矛盾，而不是因为做不了官了就写小说。
如果我是个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，我不写小说就成了，就能做官。
但是，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。
伊渡：
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样破灭的呢？
王跃文：
我原来理解或想像的政治，与现实中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。
我在政府机关里呆的时间越长，就越灰心，越失望，越格格不入。
我只能把那种地方叫做官场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具有&ldo;场&rdo;的特点。
其一是它的封闭性，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吐纳的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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